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關(guān)鍵詞：論語,憲問第十四
公叔文子的家臣僎和文子一同做了衛(wèi)國的大夫。孔子知道了這件事以后說：“(他死后)可以給他‘文'的謚號了。”
這段話是講衛(wèi)國大夫『公叔文子』。「公叔文子」，根據(jù)鄭康成的批注，他說他是衛(wèi)獻公的孫子，叫做拔，或者也稱為發(fā)。他的家臣是『大夫僎』，「僎」是這個家臣的名字。家臣也稱為「大夫」，這是因為公叔文子自己推薦的，推薦給衛(wèi)君，所以這里講『與文子同升諸公』。這個「諸」當之于來講，就是他的家臣僎跟文子一同升于公朝，一同來商議國家大事，一同事君。也就是說，他這個家臣的地位跟自己是平等了，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提拔他自己的下屬跟自己平級。所以孔子聽到這個事情，『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這個「文」，是公叔文子的謚號，就是他死了以后由國君給他一個封號，這個封號為文。
根據(jù)《禮記.檀弓篇》說明，這是《雪公講要》里面引用的，「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公叔文子死了，去世了，卒就是去世，他的兒子戍，戍是兒子的名字，就請衛(wèi)國的國君封一個謚號，叫請謚于君。「君曰」，衛(wèi)國的國君就說了，「夫子聽衛(wèi)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wèi)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這是《禮記.檀弓篇》上的記載。國君怎么回答?兒子要請國君給他的父親封一個謚號，國君于是就封了，封了一個「文」這個謚號，理由是什么?夫子聽衛(wèi)國之政，這個夫子是指公叔文子，他在衛(wèi)國做大夫，聽政于朝，修其班制，對國家也有貢獻，對國家的制度有很多好的修改，使到朝綱比較正了。以與四鄰交，跟四方外國交往。衛(wèi)國之社稷不辱，使到衛(wèi)國不受辱，這個還是很有功績的，所以不亦文乎，就給他封了個謚號叫文。這是衛(wèi)國國君給他封謚號的原因，跟孔子這里講的就不一樣。孔子講，說公叔文子為什么「可以為文矣」，就是他能夠?qū)⑺约旱募页纪婆e出來，跟自己同朝事君。這兩個原因不一樣。
《劉氏正義》，這是清朝劉寶楠《論語正義》，「引錢氏坫《論語后錄》說」，《論語后錄》是錢坫著作的。「周書謚法」，按照周朝的那種禮法來給人安謚號，安「文」這個謚號有六等，就是六種不同的等級。第一個是「經(jīng)天緯地」，這就是圣人了;「道德博厚」，這個可以稱為賢人;「學勤好問」，這都是很賢能的品德，好學好問、很勤勞;「慈惠愛民」，勤政愛民;「愍民惠禮」，愍就是慈愍，對百姓很有慈愍的心，給百姓以恩惠，也很講究禮儀;最后一個，「錫民爵位」，就是給百姓封爵位，意思就是說提拔百姓中的人才。這里頭六等，「并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這跟衛(wèi)國國君講的就不一樣了。衛(wèi)國國君說公叔文子之所以為「文」，是因為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使衛(wèi)國之社稷不辱。這個是衛(wèi)國國君自己編出來的，沒有符合禮法，在周禮里頭沒有。所以，在這里孔子就糾正，衛(wèi)國國君這樣安謚號的理由不正確，于是說了一個正確的理由，就是他能夠舉薦家臣出來事君。
確實這樣也是很大的心量，為國家舉賢才，自己不一定很有賢才，但是他能舉賢才的話，這也是對國家很大的貢獻。因此，按照周書謚法這六個等級來講，可以符合最后一個，叫錫民爵位，就是賜給沒有爵位的人這樣的爵位，就是給他們做官的機會，讓他們同朝任大夫。因為在春秋時期，很多的大夫都是世襲的，并不是舉薦起來的，而孔子本人非常推崇任人唯賢，他對那種世襲的制度并不是非常的推崇，他主張任人唯賢，所以他贊嘆齊桓公任管仲。對齊桓公來講，管仲他是階下囚，但是鮑叔牙能夠舉薦管仲，齊桓公就任用，任他為相，最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于是孔子贊嘆管仲之仁，前面我們有學過。
可見得孔子他的思想里頭，不是推崇世襲制度，而是任人唯賢舉賢才的制度。前面我們學過仲弓曾經(jīng)問政于孔子，孔子就教給他三個方面，「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你怎么辦好政治?你把自己的這些底下官員的工作分配好，職務有什么樣的工作范圍，這叫先有司，先要安排分工，各司其職。然后赦小過，不要追究小過錯，要寬容、寬恕。最后講舉賢才，舉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在這里等于說糾正了衛(wèi)國國君謚號不如禮的地方，而且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公叔文子能夠舉薦賢才的贊賞。
蕅益大師批注當中說到，「卓吾云：因他謚文子，故曰可以為文」。李卓吾先生就事論事，說公叔文子已經(jīng)被封了謚號叫文子，所以說可以為文。換句話說，孔老夫子對于公叔文子是贊賞的。底下說，「文字不必太泥。總之，極其許可之詞」。孔老夫子就是許可、贊許公叔文子這樣的一個功績，因此說可以為文。那他所贊嘆的，不是衛(wèi)君所說的修制交鄰、不辱社稷，贊嘆是舉賢才。可見一個國家，賢才多么重要!而能舉賢才之人，就像伯樂能夠挑出千里馬，一個國家肯定會有賢才，但是有誰能夠舉薦，這就不多了，因此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我們找千里馬，其實要找是找得到的，但是沒人去找，伯樂就是很會看馬的人，伯樂不常有。因此對一個國家來講，伯樂是至為重要，沒有伯樂就不可能有千里馬，千里馬就被埋沒了。
在佛法里面，我們也看到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舉賢才。我們知道禪宗六祖惠能大師，這是從唐朝到現(xiàn)在，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咱們廣東人。他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出身也比較貧寒，父親早逝，他陪著母親過，很孝順，每日砍柴為生，沒有讀過書。可是他根性很利，偶爾有一次聽到人家念《金剛經(jīng)》，就悟了，于是請問這《金剛經(jīng)》你從哪請的，我也想去學。讀經(jīng)的人告訴他，從黃梅五祖那里請的，你可以上那去。大家看到惠能很好學，根性也很利，預知他將來會有很大成就，所以都出錢來幫助他贍養(yǎng)母親，讓他沒有后顧之憂，于是他就上黃梅去了，去拜師。后來，果然在五祖會下大徹大悟，明心見性，做了祖師，禪宗第六祖。得了五祖衣缽，南下，潛伏了十五年方才出來，到了廣州。
廣州當時很有名的一座寺院，叫法性寺，就是現(xiàn)在的光孝寺。當時的住持和尚是印宗法師，是遠近聞名，法緣殊勝，很多的弟子。惠能大師，當時也就是四十歲上下的一個人，還是很年輕，沒人知道他得了衣缽。來到了法性寺之后，遇到印宗法師，印宗法師跟他一交流，發(fā)現(xiàn)他不同凡響，不是普通人，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他正是禪宗六祖。印宗法師不簡單，立刻給他剃度，讓他出家，當時惠能還沒出家，還是在家人。給他剃了度、出了家之后，反過來拜惠能大師為師。印宗法師，那在南方多高的威望，他這一拜六祖惠能大師為師，立刻全部的信徒都皈依惠能大師，于是才使惠能大師法緣殊勝，把禪宗發(fā)揚光大。當時，佛法是盛極一時。
我們看看印宗法師也不是普通人，你看他能舉薦惠能，舉薦給佛門，讓大家認識惠能。如果沒有他這樣一表演，沒人認識惠能大師，很平常的一個人，又沒文化，誰能想到他是衣缽傳人?而且更難得的是，印宗法師是惠能的剃度師父，反過來還拜他為師，等于拜徒弟為師，這種做法普通人做不出來。你想想，就好像同朝官員，這個人是我提拔起來的，他等于是我?guī)熼T里出來的弟子，現(xiàn)在我要拜他為師，我把他推為宰相，我聽候他發(fā)落，這個一般人做不出來。連公叔文子，他能做到的，僅僅是把自己的家臣提拔到跟他地位平等，沒有比他地位高。所以這種做法，不是大心量的人，不是真正大公無私的人，做不出來。稍有一點私心，有一個自他的分別，想著憑什么他要高過我，你有這一個念頭，做不出來，就會有嫉妒，自己就會傲慢，這就障住了利益大眾的緣了。如果是障著的是佛法，障著眾生的法身慧命，那個因果就重了。所以夫子在這里贊許公叔文子的做法，說他可以為文，這里頭有很深的意思，讓我們學習。
可惜當年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的人，能夠極力的舉薦孔子，讓孔子真正做大夫，可以幫助一個國家興盛起來。當然，興盛這個國家，孔子不只是為了這一個國家，更重要的為一天下，治國、平天下。一個國他做好了，用什么做好?用禮樂之治。孔子他有一套經(jīng)世的學問，把周公之治復興起來了，那這個國家可以做天下的樣板，天下各國就效法這個國家，那就天下太平了，這就能恢復周公之治。孔子他有這樣的理想在，他要找一個國家做樣板。他真的有這樣的信心、有這樣的把握，所以《論語》上頭講，他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你真的要用我給你治國，三年有大成，大成就。這是我們深信，很可惜眾生沒福，當時沒有一個國家能重用孔子。所以孔子也發(fā)出這樣的感嘆，自己的運氣連公叔文子的家臣都不如，沒人舉薦他。所以，可見得當伯樂的多么重要，能夠為國家舉出一個圣賢人才出來，這是對于國家、對人民第一大功德。
僎：音xún，人名。公叔文子的家臣。
升諸公：公，公室。這是說僎由家臣升為大夫，與公叔文子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