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關鍵詞：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說：“君子以義作為根本，用禮加以推行，用謙遜的語言來表達，用忠誠的態度來完成，這就是君子了。”

　　這段孔老夫子給我們講到『君子義以為質』，這是講操行，德行。這個「義」是循理的意思，事事都符合天理、符合道理，這就適宜了。所以義也是可以做為宜字來講，義者宜也。一件事情合不合適、該不該做，那得看符不符合天理，或者說符不符合我們的良心，天理良心都能符合，這就是義。那么『禮以行之』，這個「行」就是要辦事。行事做人當然都要講禮，「不學禮，無以立」，儒家特別重視禮。剛才講的，義做為本質，這是我們的德行，表現在外面的是禮。一個有德的君子肯定是彬彬有禮，所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個質就是剛才講的義，文就是禮，禮文。不可能說有操行的、本質好的人，外面的禮卻一點不象話，這個不可能，「誠于中而形于外」。當然禮一定要學，有德者必定歡喜學禮，一定是好學的。如果他不喜歡禮，這個人的德行就要打問號了。如果不懂禮，很容易得罪人，令人生煩惱。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不會讓人生煩惱，他不忍心讓人生氣，生氣就等于是傷他的身體，有仁愛心的人，怎么忍心這樣做?所以他肯定很樂意去學禮，「禮以行之」，處事待人皆用禮，這就能夠讓一切接觸你的人都生歡喜心。

　　『孫以出之』，這個「孫」通謙遜那個遜字，它是通假，所以這里不念孫，念遜，是謙遜的意思。「出」是指出言要謙遜。我們內心合乎義，外表合乎禮，這個是一個有德君子，但是不能夠驕傲，這一驕傲就什么都不是。孔子講「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一個人即使是再有才華，但是他驕傲或者是吝嗇，或者是兩者兼有，那這個人不足觀也已，不用再看了，再好也有限，好不到哪去。所以一定要謙遜，「謙受益，滿招損」。謙遜，這里特別提出出言要謙遜，不能出言不遜，這是傲慢的表現。往往得罪人，遭禍殃，都是語言上沒有謹慎，所以孔子在這里特別提出出言要謙遜。

　　還不止，還要『信以成之』。「信」是誠實，做人要誠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個人就不能夠立足。所以誠信是很重要的德行，特別是我們要做事，要在這個世間去立足，有所成立，信實就非常重要，所以「信以成之」，成就你的事業。很多企業家，特別是很有作為的、很有成就的企業家都不約而同的說，誠信是生意場上一個很重要的成功關鍵。如果不講誠信，這企業不會活很久。李嘉誠先生，華人首富，他總記著他母親對他說的話，他母親是莊夫人，跟他講說經商如同做人，誠信當頭則無危不克。哪怕你遇到危機，你也能夠平安度過，因為你有誠信。對于企業如是，對于國家也如是。

　　曾經子貢請教過孔老夫子，說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孔老夫子回答了三樁事情：第一個足兵，第二足食，第三民信之矣。足兵就是這個國家要有武力，有強大的軍隊、警察，我們現在講的國家機器，這個是防御系統，這是兵。另外，足食這就是糧食充足，我們現在講的經濟建設要繁榮，民生要注重。第三民信之矣，人民老百姓能夠相信這個政府，這政府有信用。子貢很會問，他問如果這三樣一定要去除一樣，只能保留兩種，那先去除哪一樣?孔老夫子講去兵。國家可以不需要防御系統，但是要足食，老百姓得吃得上飯，還要有信。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還要去一個，去哪一個?孔老夫子說去食，然后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見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不是糧食，不是軍隊保衛系統，最重要的是政府有信譽。人民百姓對政府有信心，他擁護政府，這個國家就能夠度過難關。

　　所以這個信很重要，不僅對人，一個人，如果無信則不立;一個企業，無信也不能成;一個國家也是，無信就會滅亡。你看歷朝歷代的末代君王就是失信于民，才導致亡國。你說就是近代，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取得政權，打敗國民黨?那就是因為國民黨當時無信了。抗日戰爭結束之后，國民政府當時人心渙散，都個人想著自己的個人利益，都在那里接受日本投降的這些戰利品，想著充實自己的私囊，沒有以國家總體利益為重。而共產黨當時真的取信于民，你看看當時唱的那個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真做到了，絕不取老百姓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你看這都是紀律。所以取信于民，人民就擁護，小米加步槍能夠打敗國民黨的飛機大炮，不是沒道理的。所以「信以成之」，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孔老夫子給我們講出君子的四樣，「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最后贊美一句『君子哉』。這種人，就是你做到了四個方面的，你就是君子。那我們對照對照，自己能不能夠堪稱君子這個德號，這四樣有沒有真做到?學《論語》，為什么而學?我們要做君子、做圣賢，我們為這個學的。不是說就為了增長點知識，好像懂得一些國學，被人稱贊說你真有學問，跟自己立身立德毫不相關，這就學歪了，只是學了個皮毛。學這些圣賢之道最重要的，是在自身上去力行。所以《論語》每一句都要回歸到自己身上，夫子在這講的話就好像面對面對我講的，不是二千五百年前對弟子講的，跟自己毫不相關，那這樣學《論語》一點受益都沒有。句句如對著孔老夫子，接受夫子的教誨。那「君子哉」一句這是勉勵我們要做君子，我們自己直下承擔。

　　我們再看蕅益大師對這一章有一個批注，「行之，行此義也。出之，出此義也。成之，成此義也。卓吾曰：不是以義為質，以禮行之，以孫出之，以信成之。方外史曰：須向君子二字上著眼」。這是蕅益大師的點睛注。《論語》我們知道，蕅益大師批注這部《論語》有良苦的用心，他是佛教的大師，為什么來注儒家的經典?正是因為大乘佛法的修學建立在儒和道的基礎上。佛法傳到中國來，有大乘有小乘，小乘的經典翻譯了很多。佛講過，「不先學小乘，后學大乘者，非佛弟子」，這是《佛藏經》里面的話。意思說你如果不在小乘上打基礎，就立馬到大乘上學，你學空了，空中樓閣，你沒有成就，非佛弟子。所以一定要有小乘的根基才能入大乘。但是佛法傳到中國來之后，小乘興旺了一下，它只有兩個宗：成實宗，俱舍宗。在唐朝興旺了一下，后來沒人學了。但是大乘佛法八大宗，卻是代代有賢人出、有圣人出，成就非凡。

　　那佛這個話是不是講錯了?怎么中國人不學小乘可以大乘上有成就?原因是中國的儒和道很好的取代了小乘，做為大乘的基礎，因為中國人他都學儒學道。而儒和道的學問跟小乘很相應，甚至比小乘要更殊勝，更容易引導我們入大乘。因為儒和道教我們怎么做好人，怎么做世間圣賢。你這個基礎打好了，入大乘佛法，做出世圣賢就水到渠成。所以蕅益大師他自己就是這樣學過來的，他是精通儒和道，當然大乘也是更加精通。他在晚年特別批注四書，就是引導我們來學習大乘，在儒、道的基礎上能夠順順利利入大乘。而他批注四書，完全用的是大乘佛法的義理，讓我們既學了儒，又學了大乘，很圓融。因此，我們除了采用先儒的批注以外，特別選取蕅益大師的《批注》，把儒釋道貫通起來來學習。

　　他老人家批注《論語》是在四十九歲那年，他老人家壽命不算長，五十七歲就往生，但是著作等身。他批注四書的那一年，正是批注《阿彌陀經要解》那一年，先批注《阿彌陀經要解》，再批注四書。他注了《彌陀要解》之后，后代民國印光大師贊嘆，說蕅益大師批注的《彌陀經要解》，古佛再來重新給《彌陀經》批注，也超過不了蕅益大師的《要解》，換句話說，蕅益大師那個時候已經有古佛的境界。他先批注《彌陀要解》，再批注四書，你就可知他批注四書也是古佛的境界，所以這個所注的至真至妙。很多先儒沒看出來的意思，蕅益大師給它注出來。剛才我跟大家解釋的是采用李炳南老先生的《講要》，他是用先儒的批注，主要剛才談到的就是鄭康成的注，這是東漢時期的大儒。

　　那么我們現在看蕅益大師的批注。他說行之，行此義也，他把這四樣君子的德行歸一，歸在一個「義」上，義以為質。義以為質就是他的內心，義是體，質可以當作體來講，君子全體就是個仁義，自然他一切的言行都符合義。所以禮以行之，這個行之，行什么?就是行此義。這個義是性德，君子所行所言都符合性德。性德那是本質，自性是體，所以義以為質。這個質如果用本質、本體來講，那就非常的恰當。其實不光是君子義以為質，凡夫一切人，我們即使現在沒有當君子，還是義以為質。我們的本體本性都是一樣的，「人之初，性本善」，皆是義以為質，只是我們現在沒行出來，區別在這里。我們有，但是沒有行出來，性德不能彰顯，被我們的煩惱習氣給覆蓋住，所以這個本質它就沒辦法表現出來。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他能行出來，能夠發揮表現出來，這是跟凡人、跟小人不同的地方。所以行也就行此義也，都是性德流露。所以禮也是性德，不是外面的那一套，圣賢人制定的一套規矩來規范我們的那個是禮，不是。禮是我們每個人本性中具有的性德。現在性德被蒙蔽了，我們還要向外學，向圣賢學，學一套禮。學了之后干什么用?那是為了把我們的性德恢復出來，等你真正恢復性德，你不用再向圣賢學，你自己所行的都是符合禮的，這叫禮以行之。

　　出之，出此義也。孫以出之，出言也是符合這個性德，符合這個義的本質，所以謙遜也是性德。信以成之，成之也是成此義也，這是性德的作用，這成就了。所以圣人教導我們，不是說牽著我們的鼻子走，我們只能跟圣人走，不是。圣人的目的是讓我們回歸到本性上，這個本性你一得到了，你自然所行、所出、所成，無不符合義。現在我們確實還沒有恢復性德，那就要圣人拉著我們走，給我們指點。就好像我們學《弟子規》，《弟子規》是禮，《弟子規》教我們遜、教我們信，這套規矩都是幫助我們恢復性德。那你真正成就性德了，還要不要《弟子規》?你就不要了，但是你所行所言全都符合《弟子規》。所以我們知道現前我們學習的階段。

　　蕅益大師又引李卓吾先生的話。這是明朝李贄，也是一位大儒，他有一個《四書評》的批注。他說不是以義為質，這個不是貫穿到后面，也不是以禮行之，也不是以孫出之，不是以信成之。你看就把這個字調換了一下。孔老夫子講義以為質，不是以義為質;禮以行之，不是以禮行之;孫以出之，不是以孫出之;信以成之，不是以信成之。從這就看出君子的境界就高了，這種君子他已經是跟圣賢的境界相當了，就是他已經恢復性德，他已經得到了義。禮、遜、信他都得到了，然后他只是去表現出來。

　　那沒證得這個自性的人，我們講凡人，凡人那就要學，所以以義為質。我們本身沾染的習氣太重，好像這個本性都已經變得壞了，變惡了，現在要倒過來，要以義為質，等到你真正恢復性德，成就圣人了，你就義以為質了。那我們現在沒有恢復性德，要以禮行之。學《弟子規》，這以禮行之，如果不以禮，那你行出來的全是非禮，所以要以禮行之。等到恢復性德之后，簡單的說，做到自然了，自然合乎禮了，就禮以行之，你的禮是得到了。所以你所行皆是符合禮的，不用再特意、作意去行那個禮，它是自然的。

　　出言也是這樣，自然就謙遜，不用刻意，以孫出之是刻意，我還得想想，話未出口，先想想該不該出口，是不是謙遜，這叫以孫出之。以信成之，這都是有作意，都不自然，這種人是在學的階段，還沒成就君子。但是很難得，是個好學的人。成就君子了，一切都自然而然，因為他本質恢復了。所以方外史說須向君子二字上著眼，這是我們求學的目標，要做一個真正的君子。做到君子，基本上世間人看就是圣賢，只是他自己還沒滿足，還沒有真正做到圓滿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