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后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于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后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系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為比也。

關鍵詞：容齋隨筆,建武中元

成都有一通漢代的《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閣碑》，碑文最后寫著：“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曄所寫的《 后漢書? 本紀》 記載：漢光武帝的年號“建武”只到三十一年，第二年改年號為中元，直接寫為“中元元年”。這個碑上年號的寫法是，雖年號已改為“中元”，仍在上面加上“建武”，就象漢文帝、漢景帝中元、后元一樣。再看看《 后漢書? 祭祀志》 所載的《 封禪后赦天下詔》 ，上面明明白白地寫著：“以漢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為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 后漢書? 東夷倭國傳》 也寫著：“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來漢朝朝貢”寫為“建武中元”根據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宋莒公作的《 紀年通譜》 卻說：“《 本紀》 與《 祭祀志》 記載不同，必定是傳抄過程中出了錯誤。．”這是作學問的人沒有認真研究，按自己的理解把“建武”二字刪去，這也是沒有認真考證的結果。本朝韓莊敏家有一銅斗，上邊的銘文是：“王莽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還有宋高宗紹興年間有個叫郭金州的人得到一個鉦（古樂器名），上邊的銘文也寫著“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王莽稱帝后的第一個年號為“始建國”，后改為“天鳳”，再改為‘地皇’，這兩件器物上都把第一個年號寫在前面，是王莽時代的制度就是如此，就好象有些郡名改的時間不久，每下詔書還把原來的郡名寫在上面一樣，這與“建武中元”的寫法是不可相提并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