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 唐代 王昌齡 《采蓮曲二首》

 

吳姬越艷楚王妃，爭弄蓮舟水濕衣。

來時浦口花迎入，采罷江頭月送歸。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

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其一

像吳國美女越國嬌娘楚王妃嬪一樣美麗的采蓮女們，競相劃動采蓮船，湖水打濕了衣衫。來的時候蓮花把她們迎進河口，采完之后明月把她們送回江邊。

其二

采蓮女的羅裙綠得像荷葉一樣，出水的荷花正朝著采蓮女的臉龐開放。碧羅裙芙蓉面混雜在荷花池中難以辨認，聽到歌聲才發覺池中有人來采蓮。

采蓮曲：古曲名。內容多描寫江南一帶水國風光，采蓮女勞動生活情態。

“吳姬”句：古時吳、越、楚三國（今長江中下游及浙江北部）盛尚采蓮之戲，故此句謂采蓮女皆美麗動人，如吳越國色，似楚王妃嬪。

浦（pǔ）口：江湖會合處。浦，水濱。

羅裙：用細軟而有疏孔的絲織品制成的裙子。一色裁：像是用同一顏色的衣料剪裁的。

芙蓉：指荷花。

看不見：指分不清哪是芙蓉的綠葉紅花，哪是少女的綠裙紅顏。

這首詩是王昌齡被貶龍標時所做，約作于唐玄宗天寶七載（748）夏。有本事載，王昌齡任龍標尉已經有了一段時間，一次，王昌齡獨自一人在龍標城外游玩，在東溪的荷池，見當地酋長的公主、蠻女阿朵在荷池采蓮唱歌的情景，深深被氣所吸引，遂作《采蓮曲》。

第一首詩寫水鄉姑娘的采蓮活動。

吳姬、越艷、楚王妃三個詞連用，鋪寫出蓮娃們爭芳斗妍，美色紛呈的景象。第二句正寫采蓮活動，從“爭弄蓮舟”來看，似乎是一種采蓮的競賽游戲。唐汝詢說：“采蓮之戲盛于三國，故并舉之。”（《唐詩解》）因為要劃船竟采，顧不得水濕衣衫。采蓮姑娘那好勝、活潑、開朗的情態就通過“水濕衣”這個細節表現出來。

她們劃著采蓮船來到一個花的世界，而最后兩句點出她們直到月上江頭才回去。詩人不急著寫回程，而是插敘采蓮女來的情境，她們來時被花兒所迎接，可見花兒是很樂意為她們所造訪，而隱著一層寫她們對采蓮這一活動是非常喜愛，近乎于享受。當她們回去時，那月兒實際上也就是花兒，便依依不舍地送她們了。“花迎人”和“月送歸”運用了擬人手法，把整個采蓮活動的現場給寫活了，極富詩意，寫荷花迎接采蓮女和月亮送別采蓮女，實際上還是為了表現采蓮女之可愛。

這首詩通過幾個動詞淋漓盡致地將采蓮女應有的性格——活潑開朗表現出來，并以花、月、舟、水來襯托女子的容貌，可以說這就是一部小電影，對刻畫人物形象非常生動形象而別有韻味。

第二首詩可以說是一幅《采蓮圖》，畫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蓮少女們。但作者卻自始至終不讓她們在這幅活動的畫面上明顯地出現，而是讓她們夾雜在田田荷葉、艷艷荷花叢中，若隱若現，若有若無，使采蓮少女與美麗的大自然融為一體，使全詩別具一種引人遐想的優美意境。這樣的藝術構思，是獨具匠心的。

一開頭就巧妙地把采蓮少女和周圍的自然環境組成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說女子的羅裙綠得象荷葉一樣，不過是個普通的比喻；而這里寫的是采蓮少女，置身蓮池，說荷葉與羅裙一色，那便是“本地風光”，是“賦”而不是“比”了，顯得生動喜人，兼有素樸和美艷的風致。次句的芙蓉即荷花。說少女的臉龐紅潤艷麗如同出水的荷花，這樣的比喻也不算新鮮。但“芙蓉向臉兩邊開”卻又不單是比喻，而是描繪出一幅美麗的圖景：采蓮少女的臉龐正掩映在盛開的荷花中間，看上去好象鮮艷的荷花正朝著少女的臉龐開放。把這兩句聯成一體，讀者仿佛看到，在那一片綠荷紅蓮叢中，采蓮少女的綠羅裙已經融入田田荷葉之中，幾乎分不清孰為荷葉，孰為羅裙；而少女的臉龐則與鮮艷的荷花相互照映，人花難辨。讓人感到，這些采蓮女子簡直就是美麗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說竟是荷花的精靈。這描寫既具有真切的生活實感，又帶有濃郁的童話色彩。

第三句“亂入池中看不見”，緊承前兩句而來。亂入，即雜入、混入之意。荷葉羅裙，芙蓉人面，本就恍若一體，難以分辨，只有在定晴細察時才勉強可辨；所以稍一錯神，采蓮少女又與綠荷紅蓮渾然為一，忽然不見蹤影了。這一句所寫的正是佇立凝望者在剎那間所產生的一種人花莫辨，是耶非耶的感覺，一種變幻莫測的驚奇與悵惘。這是通常所說“看花了眼”時常有的情形。然而，正當踟躕悵惘、望而不見之際，蓮塘中歌聲四起，忽又恍然大悟，“看不見”的采蓮女子仍在這田田荷葉、艷艷荷花之中。“始覺有人來”要和“聞歌”聯在一起體味。本已“不見”，忽而“聞歌”，方知“有人”；但人卻又仍然掩映于荷葉荷花之中，故雖聞歌而不見她們的身姿面影。這真是所謂“菱歌唱不徹，知在此塘中”（崔國輔《小長干曲》）了。這一描寫，更增加了畫面的生動意趣和詩境的含蘊，令人宛見十畝蓮塘，荷花盛開，菱歌四起的情景，和觀望者聞歌神馳、佇立凝望的情狀，而采蓮少女們充滿青春活力的歡樂情緒也洋溢在這聞歌而不見人的荷塘之中。直到最后，作者仍不讓畫的主角明顯出現在畫面上，那目的，除了把她們作為美麗的大自然的化身之外，還因為這樣描寫，才能留下悠然不盡的情味。

王昌齡 : 王昌齡 (698— 756），字少伯，河東晉陽（今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邊塞詩人，后人譽為“七絕圣手”。早年貧賤，困于農耕，年近不惑，始中進士。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又中博學宏辭，授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