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吐蕃入寇，兵至長安城外的便橋。當時代宗皇帝避難到了陜州（河南陜縣），滿朝文武四出藏匿，六軍逃散。唯有裴諝帶上考功南曹的印鑒徒步奔赴皇帝行營。庸代宗感嘆地說：“疾風知勁草，裴諝果然大堪信任。” 并準備提升他為御史中丞，由于宰相元載的阻撓，拜為河東租庸，鹽鐵使。

永泰元年（765年）春天，關中大旱，斗米值千錢。裴諝入朝奏事，唐代親一見面就問他全年的收支情況，利潤有兒成?裴諝遲遲未予回答。唐代宗又問，裴諝說：“我正在想問題。”問說；“想什么?”答道：“臣自河東至京師，三百里之內，所經之處禾稼全部未能種上，農民們愁苦憂傷，束手無策。本以為陛下體念天下百姓，見臣后必定首先問老百姓的疾苦，哪曾料到卻是關心臣為陛下營利幾何。孟子說過：‘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所以我未敢馬上回答陛下。”唐代宗深為感動，說：“若非你講，我聽不到這樣的忠讜之言。”于是改任裴諝為左司郎中，并多次征詢他關于政事的意見。由于元載的忌恨，裴諝不久又外調虔州（江西贛縣）刺史，歷饒（江西鄱陽）、廬（安徽合肥）、亳（安徽亳縣）三州刺史，才內稠右金吾將軍。

唐德宗即位之初，以刑名治天下，滿朝文武無不凝神屏息，唯恐越雷池一步，招來災禍。當時，唐代宗的喪事行將結束，而禁屠殺的命令尚未撤消，尚父郭子儀的家奴卻在家宰羊。裴諝依例立即向德宗舉報。唐德宗由此認為裴諝不畏強權，對他很有好感。有人不以為然，責問裴諝說：“尚父有功干社稷，難道你連一點小過也不肯庇護他?”裴諝笑道：“這里的奧秘你就不懂了。尚父功高位尊，隆盛無比，新天子初即位，一定以為黨附他的人很多，對他心存疑忌。如今他有小錯我即舉發，恰好證明了尚父并不恃權仗勢。這樣做，對上我們盡了為臣之道，對下則維護了大臣的安全。這何樂而不為呢?”問者自愧不如。

唐德宗為了使民間冤抑上達天聽，特地在朝堂之上設置了一個三司合議機構，審決民間獄訟。于是每天朝堂前面，人情洶洶，凡有爭辯不服者就來擊登聞鼓，應接不暇。裴諝認為這項措施不妥，上奏說：“設置諫鼓、謗木之類，原本是為了洗雪沉冤、延納直言，如今詭譎狡猾之徒隨隨便便就來驚動皇帝。所爭不過一些細微小事。這樣下去，還要各級官吏干什么?”唐德宗采納了他的意見，各類案件又復歸于有關機構處理。裴諝考慮到各級執法官員往往舞文弄法，憑一己好惡恩怨，任意輕重量刑定罪，于是就編寫了《獄官箴》獻上，以起諷勸警戒之用。

新唐書和舊唐書都有《裴谞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