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研究

鄭珍以經學馳名，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子尹《經說》雖只一卷，而精密貫串，

尤多杰見。”莫友芝稱：子尹“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詩歌第三。而惟詩為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張裕釗在《國朝三家詩鈔》中，將鄭珍和施閏章、姚鼐并列為清代三代詩人。

當代國學大師錢仲聯《論近代詩四十家》中寫道：“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經訓一菑畬，破此南天荒。”意在稱譽鄭珍詩才和經學。鄭珍和夜郎確有情結。首者，鄭珍與是縣著名詩人趙旭深交。鄭延趙為《遵義府志》之“采訪”。爾后，清咸豐庚申(1860)古二月二十七日，鄭為避兵禍，舉家遷到桐梓魁巖站楊家河畔，租劉氏宅居住，與趙旭家毗鄰四月之久。其間，鄭、趙及劉希向(字照書，疑為宅主)臨水登山，訪勝吊古，唱和遺響。鄭著《巢經巢》中載詠及桐梓達40馀首。他在經學和文字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經巢經說》一卷、《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鳧氏為鐘圖說》一卷、《親屬記》一卷、《說文逸字》二卷、《附錄》一卷、《說文新附考》六卷、《漢簡箋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輯論語三十七家注》、《說文大旨》、《說文諧音》、《轉注考》、《釋名證讀》、《說隸》、等等。

圖書地志

鄭珍與莫友芝一起撰修的《遵義府志》，博采漢唐以來的圖書地志和荒經野史，披榛剔陋，矜嚴體例，用了三年多時間，勒成四十八卷刊行。這是我國及貴州歷史上編得較好的一部地方志，時人評論該書可與《水經注》、《華陽國志》相匹配。梁啟超稱《遵義府志》為“天下府志第一”。此外，他在史學方面的著作還有《鄭學錄》、《荔波縣志稿》和《世系一線圖》。

文學創作

鄭珍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他那具有濃厚生活氣息的詩作上。他家境貧寒，曾參加過砍柴、燒火、紡織、耕鋤等勞作，對于民間疾苦、官吏貪酷，

均有比較深切的體會。他的詩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鉛廠三首》、《酒店埡即事》、《經死哀》等便真實地反映了這些內容。“井井泉干爭覓水，田田豆落懶收箕。六旬不雨渾閑事，里長催書德政碑”(《酒店埡即事》)，封建官吏的腐敗，歷歷在目;“虎卒未去虎隸來，催納捐欠聲如雷。雷聲不住哭聲起，走報其翁已經死。長官切齒目怒瞋，吾不要命只要銀。若圖作鬼即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但呼捉子來，且與杖一百;陷父不義罪何極，欲解父懸速足陌。嗚呼北城賣屋蟲出戶，西城又報縊三五!”(《經死哀》)殘酷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使人觸目驚心，憤恨不已。另外，他的詩還生動地描繪了山川秀色、田園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如《閑眺》：“雨過桑麻長，晴光滿綠田。人行蠶豆外，蝶度菜花前。臺笠家家餉，比鄰處處煙。歡聲同好語，針水曬秧天。

鄭珍詩宗奉杜甫、韓愈、孟郊、黃庭堅，而能“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學杜、韓而非摹仿杜、韓”(陳衍《近代詩鈔》)。他的詩歌內容廣泛，社會現實、生活雜事、個人抒情、刻畫風景、詠物詠古、題詠金石、談論藝術等，無不涉及，而藝術風格，則有奇奧和平易兩種。其奇奧之作，如陳衍所謂“效昌黎《南山》而變化之”的《正月陪黎雪樓舅游碧霄洞作》，以及《五蓋山硯石歌》、《留別程春海侍郎》、《癭木詩》、《臘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壩取漢盧豐碑石歌以送之》、《安貴榮鐵鐘行》等。這一類詩，陳衍認為其特點是“語必驚人，字忌習見”，為道光以來“生澀奧衍”一派之冠。而其實在鄭詩中并不占多數，也不代表其特色和成就。

鄭珍的詩，為后來“同光體”作者所宗尚，陳衍《石遺室詩話》說：“近日沈乙庵(曾植)、陳散原(三立)，實其流派。”梁啟超《巢經巢詩鈔跋》說:“范伯子(當世)、陳散原皆其傳衣”。所以“同光體”派的胡先骕推崇他為清代詩人第一(《讀鄭珍巢經巢詩鈔》)。

梁啟超則認為：“時流咸稱子尹詩為能自辟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以余觀之，吾鄉黎二樵(簡)之儔匹耳。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巢經巢詩鈔跋》鄭珍也擅長古文，翁同書為其文集作序，說它“古澀奧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墜簡、兩漢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抒情之作，則“又悱惻沈摯似震川(歸有光)”。黎庶昌選其佳篇入《續古文辭類纂》，說明他在后期桐城派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

書畫風格

鄭珍亦工書畫，楷書學顏、歐，參以二王筆意;行草出《爭座位帖》，篆書效李斯、李陽冰;隸書習漢碑，亦師鄧石如;山水畫宗董其昌，蒼樸蕭散，均有獨創風格。

家族啟蒙

鄭珍于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農歷三月初十生于遵義縣西鄉天旺里河梁莊玉磬山腳下(今鴨溪鎮金鐘村荷莊村民組)。先世為江西人。鄭珍出生儒醫之家，母親是東鄉樂安里三甲沙灘黎安理的三女。鄭珍5歲時便由爺爺鄭仲橋啟蒙識字，后隨父鄭文清課讀，11歲入私塾，12歲就讀于遵義湘川書院，攻研四書、五經，涉獵諸子百家，性靜持重，極嗜讀書。母見其異，舍薄田，在鄭珍14歲時舉家遷東鄉樂安里的堯灣(今禹門鄉沙灘)，與外祖父黎安理家就近而居，并拜舅父黎恂為師。

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鄉縣令，藏書甚豐。鄭珍常走讀于舅父家，每次舅父都滿滿地裝一箱書給他。鄭珍從早到晚肘不離案，衣不解帶，一天要讀若干萬言，后又專心致志地攻讀宋朝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和朱熹的著作，仔細研究程朱理學。

如此數年，學業上有了十分顯著的長進，著有《儀禮私箋》、《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巢經巢集》等。他與莫友芝共同編纂的《遵義府志》被梁啟超譽為“天下第一府志”,舅父見其過目成誦，聰慧過人，遂將長女許嫁于他。

求學名師

道光五年(1825年)，侍郎程恩澤督辦貴州學政，擇優選拔他為貢生。程恩澤系漢學家，為當時宋詩運動領袖，指導他說：“為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兩漢之書。”勉勵以以黔北先哲尹道真為楷模，賜字子尹，并指導鄭珍讀許(慎)鄭(玄)之書，習宋代詩藝。

于是，他進一步鉆研文字的形、聲、義的源流和先秦各種制度。當時的學者們都十分注重考據，他繼承了這種傳統，實事求是地做學問，既不隨便標新立異，也不輕易附和茍同。兩年后返遵，拜遵義府學教授莫與儔為師，繼續攻讀漢學與宋學，并因此與其子莫友芝相識，共同探討經文、切磋詩藝，結為莫逆之交。

科考不順

道光八年(1828年)考取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年)應聘為遵義啟秀書院講習，同年秋中舉，與莫友芝聯袂進京會試。候榜期間，留意搜購古籍秘本，閉門研讀，竟落榜回遵。次年，受知府平翰聘，與莫友芝合纂《遵義府志》，歷時3年，成書48卷、80余萬字。其后，三次進京會試，均未中試，依例選為大挑二等，以教職補用。

晚年講學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古州(今榕江縣)廳學訓導、荔波縣學教諭，繼任鎮遠府學代理訓導和荔波縣學訓導。每屆任期雖不足一年，仍努力培訓人才。

回遵后，先后主啟秀、湘川書院講席，培育鄭知同、黎庶昌、莫庭芝等一批俊彥。咸豐五年(1855年)，有叛苗侵犯荔波，珍率兵守城。同治二年(1863年)大學士祁雋藻薦于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鄭珍辭謝不就。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七日，因咽喉潰穿而卒，葬于遵義禹門子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