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仆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后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民亡國來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興士眾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強富，子孫不思念報德，才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于雁門。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并為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咸曰：“誠如圣旨。”

　　貞觀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并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征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征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征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愞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

關鍵詞：貞觀政要,辨興亡

　　貞觀初年，唐太宗從容地對身邊的大臣們說：“周武王平定了商紂王之亂，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國。他們取得天下沒有什么不同，為什么國運長短如此懸殊呢？”尚書右仆射蕭瑀回答說：“商紂王暴虐無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諸侯不約而同地來與周武王會師，討伐紂王。周朝雖然衰微，六國無罪，秦國完全是倚仗智詐暴力，像蠶吃桑葉一樣，逐漸吞并諸侯的。雖然同是平定天下，人們對待他們的態度卻不一樣。”太宗說：“這樣的說法不對，周滅殷以后，努力推行仁義；秦國達到目的以后，卻一味地施行欺詐和暴力，它們不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別，而且守護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國運之所以有長有短，道理大概就在這里吧！”

　　貞觀二年（628），唐太宗對黃門侍郎王珪說：“隋朝開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饑挨餓。當時國家糧倉貯存甚豐，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糧食拯濟災民，下令讓老百姓自己想辦法。隋文帝不愛惜百姓卻吝惜糧食，到了隋朝末年，糧倉貯存的糧食，足夠五、六十年之需。隋煬帝繼承父業，依仗國家富庶，所以揮霍無度，極盡奢侈之能事，終于國破家亡。對于國君，首要的任務在于含養民生，不在于充實糧倉。古人說：‘老百姓不富足，國君又怎么能夠富足呢？’只要倉庫的貯備足以對付災年，再多貯存糧食又有什么用呢？國君的后代如果賢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糧食滿倉，也只是助長他奢侈浪費的習氣而已，這是國家危亡的原因。”

　　貞觀五年（631），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上天給善人降福、給壞人降禍，事必報應。當年突厥的啟民可汗失國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錢財，動員了大批兵士守衛安置，使他們能夠生存下來。不久突厥富強了，啟民可汗的子孫卻不想報答恩德。到始畢可汗時，就起兵把隋煬帝圍困在雁門關。等到隋朝大亂，又恃強深入，致使當年幫助啟民可汗安家立國的隋朝官員自身和子孫，都遭到頡利可汗兄弟的屠殺。如今頡利可汗破滅了，難道不是忘恩負義的下場嗎？”大臣們都說：“確實像陛下所說的那樣。”

　　貞觀九年（635），北方突厥歸順的人奏疏說：“突厥境內連降大雪，百姓饑荒，羊和馬都死了。住在那里的漢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賊，民情非常動蕩。”太宗對侍臣們說：“觀察古代的君主，實行仁義、任用賢良就能使國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國家就會敗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們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沒有忠誠正直的可取之處。首領頡利又不關心百姓，恣意妄為，我用人情世故來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長久呢？”魏徵進言說：“從前魏文侯詢問李克：‘諸侯之中誰會最先滅亡？’李克回答：‘吳國先滅亡。’魏文侯問：‘為什么呢？’李克說：‘屢戰屢勝，經常勝利就會驕傲，而經常發動戰爭就會使民生疲弊，不滅亡還等什么呢？’頡利趁著中原大亂，就依仗自己兵強馬壯入侵中原，到今天還不想息戰，這就是他必然滅亡的道路。”太宗對此非常贊同。

　　貞觀九年，唐太宗對魏徵說：“近來我讀北周、北齊的史書，發現末代亡國的君主，所從事的壞事多數都很類似。齊主高緯非常奢侈，府庫所藏，幾乎都被他揮霍光了，以至于關隘市集，沒有哪一處不征收賦稅的。我常說，這就像嘴饞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樣，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君主不停地征斂賦稅，百姓既已疲弊，他們的君主也就滅亡了，齊主就是這樣的人。然而后周天元皇帝與齊主相比較，誰優誰劣呢？”魏徵回答說：“這兩個君主雖然同樣亡國，他們的做法還是有所區別。齊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國家沒有綱紀，以至滅亡。天元帝生性兇悍好強，作威作福獨斷專行，國家的滅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從這方面來看，齊后主要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