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從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奸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奸于未萌；而用兵者，服戰于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奸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法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于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關鍵詞：韓非子,心度

　　圣人治理民眾，是從根本上考慮問題的，并不以滿足民眾欲望為轉移；他只希望給民眾帶來實際利益罷了。所以當君主對民眾施用刑罰的時候，他并不是憎恨民眾，而是從愛護他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刑罰嚴峻，民眾就安寧；賞賜太濫，奸邪就滋生。所以治理起民眾來。刑罰嚴峻是國家太平的首務，賞賜太濫是國家混亂的根源。民眾的本性是喜歡賞賜而不喜歡刑罰。所以明君治理國家時，明定獎賞、民眾就努力立功；刑罰嚴厲，民眾就服從法令。民眾努力立功，政府的事務就不受侵擾；民眾服從令，奸邪就無從產生。所以治理民眾，要把奸邪禁止在尚未發生之時；用兵作戰．要使一切服從打仗的要求深入民心。禁令能先治本的才有效，用兵能服民心的才能服，圣人治理民眾，因為先治本，所以能強大；因為先服心，所以能取勝。國家大事要爭先恐后而統一民心，專行公務來杜絕私欲，獎賞告奸、奸邪就不會產生，明定法度、政務就不會煩亂。能做到這四點的。國家就強盛；不能做到這四點的，國家就衰弱。國家之所以強大，靠的是政治措施；君主之所以尊貴。靠的是權力。所以，明君有權力和政治措施。昏君也有權力和政治措施，結果漸顯不同，是因為各自確立的原則有別。所以明君掌握權勢而地位尊貴，統一政綱而國家太平。所以，法令是稱五天下的根本，刑罰是愛護民眾的根本。

　　民眾的本性是好逸惡勞。安逸就要荒廢。荒廢就治理不好。治理不好就要混亂；如果賞罰不能在全國實行，國家事業就必定得不到發展。所以想要建立大功而難于吸引民眾力量，大功是不可能期望成就的；想要搞好法治卻難于改變舊俗，民眾的混亂局面是不可能期望治理好的。所以治理民眾沒有一成不變的常規，只有法度才是治世的法寶。法度順應時代變化就能治理國家，統治方式適合社會情況就能收到成效。所以，民眾質樸的話。只要用褒貶進行控制就可以治理好；社會開化的話，只有用刑罰加以束縛才能使人馴服。時代有了發展而統治方式一成不變的，社會必然危亂；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規定一成不變的。國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眾，法制和歷史時期同步發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變更。

　　能在農耕方面充分發揮力量的社會就富裕，能在戰爭領域充分調動力量的國家就強盛，而富強得以持續發展的，就可以稱王天下。所以稱王天下的途在于開創什么，阻止什么；能夠阻止奸邪行為的，必能稱王天下。所以稱王天下的方略不是依靠外部不亂。而是依靠自身的不可擾亂。指望外部不亂而立國治民，國家就會削弱；指望自身的不可擾亂而推行法治，國家才能興盛。所以賢明君主治理國家時，立足干不可擾亂的方略。民眾以爵位為尊貴，君主權勢就重。所以賞賜有功的人，把爵位賜給勝任的人。壞人就無可乘之機。專心發展實力的國家，爵位就會貴重起來；爵位貴重起來，君主就會受到尊敬；君主受到尊敬，就一定能稱王天下。不事耕戰而依賴私學的國家，爵位就要被人看得輕賤；爵位被人看得輕賤，君主的威望就要降低；君主威望降低的話，國家必致削弱。所以立國用民的一般法則在于：能夠禁閉外勢、阻塞私行而著眼于自強自力，就可以達到稱王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