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無計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

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

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朝廷沒有良策擊退金兵入侵，竟使邊塞的烽火照亮了甘泉行宮。我正驚呼京城里竟然聽到戰馬嘶鳴，哪知可憐的皇帝已到海上逃生。我這孤臣憂慮國事愁白了頭發，又適逢春天繁花吐艷，更叫人觸景傷情。幸喜長沙有個抗金的將領向子湮，他率領疲弱之師，敢抵抗獸軍的鋒芒！

傷春：名為感傷春天，實則是憂傷國事。

廟堂：舊時皇帝供奉祖宗神位的處所，借指朝廷。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平戎：戰勝入侵者。《新唐書·王忠嗣傳》：（王忠嗣）節度朔方上平戎十八策。斬米施可汗，虜不敢近塞。

坐使：遂使。

甘泉：秦漢行宮，在今陜西淳化縣甘泉山上，此處代指宋皇宮。夕烽：夜里報警的烽火。《漢書·匈奴外傳》：（胡騎入代）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李白《塞下曲》：“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云。”此句實為夕烽照甘泉的倒裝。

上都：借指汴京，北宋京城。一說指建康或臨安，當時均作為南宋京城選擇地。尚未定。

戰馬：金兵鐵騎。

此句意為汴京已經淪陷。窮海：僻遠的海上。此處指溫州（今屬福建）海域。

飛龍：舊時以龍比天子，此處指宋高宗。《易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處說飛龍不在天上而逃于海。皇帝在茫茫九州連立足之地都沒有，是諷刺朝廷無能。“

”初怪……豈知……“兩句，有始料不及之意。

孤臣：作者自指。當時詩人流落在湖南邵陽。

霜發三千丈：李白《秋浦歌》：“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此處借指憂國之情。

煙花：指春天艷麗的景物。煙花一萬重：杜甫《傷春》：“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意為離故鄉太遠，看不到故鄉的春景。

向延閣：長沙太守向子湮。延閣是漢代史官官署，向曾任秘閣直學士，故稱。

疲兵：經過苦戰而疲憊不堪的軍隊。

犬羊：對金兵的鄙稱。敢犯犬羊鋒：敢于抵擋侵略者的鋒芒。《宋史·向子湮傳》載，建炎四年二月，金兵進犯湖南，向組織軍民抵抗，終于擊退敵軍。此二句從杜甫《諸將》“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化出。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大舉過江，攻下建康（今江蘇南京），十二月，入臨安（今浙江杭州）。第二年又攻破明州，迫使宋高宗乘船逃入海上。陳與義當時正流落到湖南境內邵陽，居紫陽山，對著明媚春光，深感國勢危急，傷時感事。作者便以《傷春》為題，寫下了這首詩。

這是一首傷春詩，實質上卻在感傷時勢，表現出作者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渾沉郁，憂憤深廣，跌宕起伏，深得杜詩同類題材的神韻。

首聯“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敘國事的危急。上句“廟堂無策可平戎”，是說朝廷對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漢代匈奴入侵，晚間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宮，來表示由于南宋統治集團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長驅直入，從邊境到達內地。這兩句感嘆朝廷無策抗金，直將矛頭指向皇帝，此為首頓。

頷聯“初怪”二句，承上直寫南宋小朝廷狼狽逃奔的可悲行徑，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體化。對這種敵人步步進逼、朝廷節節敗退的局面，詩人憂心如焚，春回大地，萬象更新，而國勢卻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詩人的傷感。這兩句以“初怪”、“豈知”的語氣，造成更強烈的驚嘆效果，顯得感情動蕩，表達了局勢出人意料之外的惡化，流露了詩人對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頸聯“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發感慨，扣著題目寫“傷春”。“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上句寫傷，下句寫春，由“每歲煙花一萬重”的春，引起“孤臣霜發三千丈”的傷。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無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詩人把“白發三千丈”與“煙花一萬重”兩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為一聯，對仗貼切、工整，表現了詩人傷時憂國的感情。杜甫有詩說：“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至濃”、“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陳與義在別的詩中也說：“天翻地覆傷春色。”都是由春光爛漫與家國殘破的對比之中，產生了莫大的憂傷。這也可以看出陳與義學習杜甫與江西詩派的不同之處。杜甫傷春，一方面說“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一方面說“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盡管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憂慮，但還是相信國家終究是會恢復的。陳與義在這首《傷春》詩中，也從“萬方多難”的現狀中看到了希望。

尾聯 “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二句，落筆很有力量。詩人對向子諲是歌頌的，向子諲以疲憊、力弱的部隊，敢于冒犯野獸一般的金國侵略軍的鋒銳之氣，是具有愛國精神和犧牲精神的。詩人在這里顯然是以在長沙的向子諲與在“廟堂”的當權派作對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鋒”，而“廟堂”都是“無策可平戎”。所以對向子諲的歌頌，就包含了對“廟堂”當權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鋒”，不僅筆調蒼涼悲壯，而且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向子諲衛國精神的無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氣勢凌云。詩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譏諷的意圖。“稍喜”并不是說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說在“廟堂無策可平戎”的局面下，還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鋒”，使人看到了—線希望，在憂傷之中帶來了一點欣慰。

這首詩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戰亂動蕩的社會現實。詩中一方面對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卻逃跑，表示出極大的不滿，另一方面對向子諲等官兵紛起抗敵的愛國壯舉，進行熱情地謳歌。這種鮮明的主戰態度，在當時是十分可貴的。這首《傷春》體現了陳與義南渡后的詩風開始轉變，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徑。宋代劉克莊《后村詩話》前集卷二，說陳與義“建炎以后，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以簡潔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這些評語并非溢美之辭，而是符合南渡后陳與義的詩風特征的。“此詩真有杜忠”這是極有見地的。盡管詩人的愛國感情沒有杜甫那樣的深厚和強烈，但是在這首七律中顯露出來的愛國情思，沉雄渾成的藝術風格，已經不是在形貌上與杜甫相似，而是在氣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詩雄渾沉郁、憂憤深廣，也有“江西詩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詩風。

陳與義 :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漢族，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陳希亮遷居洛陽，故為宋代河南洛陽人（現在屬河南）。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紹興八年。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詩...[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