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

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

請陳初亂時，反復乃須臾。

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

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

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

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

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

西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

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逾。

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

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

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

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

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

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

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

弧矢暗江海，難為游五湖。

不忍竟舍此，復來剃榛蕪。

入門四松在，步屟萬竹疏。

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

鄰舍喜我歸，酤酒攜胡蘆。

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

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

飄搖風塵際，何地置老夫。

于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

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馀。

迨至廣德二年（764）三月，嚴武復任東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杜甫始攜家人自閬州返回成都。此詩當作于唐代宗廣德二年（764）春，杜甫自閬州返回成都草堂后。

從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亂蜀的始末及其嚴重后果，是對舊史的重要補充，是詩史。而眾多注家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肯定這首詩的價值的。這無疑是杜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就這方面而論，《草堂》的確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真實。例如對徐知道亂蜀原因：“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準確把握；對漢、蕃相互勾結又相互火并的生動刻畫：“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對亂象錯綜復雜情況的巨細不遺：“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以及對賊謀“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的揭露，其廣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亂蜀始末記而有余的。

特別是“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虞”，不僅深刻地揭示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而且表現了詩人的無比痛憤。當這位偉大詩人寫到這里時，是站在審判臺上，面對著毫無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們的罪行的。一個“爾”字，就維妙維肖地表明了他那種面對魔鬼，痛予呵叱的堅定立場。死者而有妾，馬，當然不是等閑之輩。這似乎有點為互相殘殺而死的賊徒，或者為殃及闊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實不然，這是文學上常用的一種藝術手段——深一層寫法。對鬼妾、鬼馬尚且這樣肆無忌憚地蹂躪、糟踏，則對一般老百姓的殘忍、兇暴，更不消說了。杜甫的同情，始終是在無辜而死的老百姓一邊的。

然而僅僅看到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價值，尚不足以盡《草堂》的極致。《草堂》的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除了上述這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憶蜀亂始末的筆觸上，融入了杜甫對嚴武最真摯的友誼，希望他面對“成都適無虞”、“天下尚未寧”的冷酷現實，認真思考“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原因；吸取禍生肘腋的沉痛教訓，整頓紀綱，厲行國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覆轍。《草堂》詩主要是按這樣的構思，藝術地再現當時的亂象的。

開頭四句，詩人用對比的方法，突出了他為“蠻夷塞成都”而去，為“成都適無虞”而歸的心情，希望嚴武注意國家的治亂，同人心向背，息息相關，千萬不能滿足于眼前的“適無虞”。這是對嚴武的忠告，也是對當前形勢的正確估計。論者多從它同下文的關系，許其為一篇之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為了讓嚴武清醒地記取“蠻夷塞成都”的慘痛教訓，詩人接著寫到：“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請陳”者，請允許我(杜甫)陳于大將之前。“大將”者，劍南節度使嚴大將軍武也。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嚴武陳情。而陳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須臾”間事，不可掉以輕心；是詩人把“群小起異圖”，直接同嚴武赴朝廷聯系起來。這固然可以說明嚴武舉足輕重，國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詩》哀嚴武的詩句來說，就是“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但也未嘗不可以理解為：嚴武治蜀還有嚴重問題，以至于前腳剛剛跨出成都，便禍生心腹。一句話，“群小起異圖”，嚴武是不能完全辭其咎的。這是杜甫希望嚴武認真思考的第一個問題。

楊倫對“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加了“寫出草草烏合光景”八個字的旁批。需要補充一句：豈止草草烏合，他們在歃血為盟之初，就有過激烈爭吵呢。這消息，是“氣已粗”三個字透露出來的。氣粗就是喉嚨大，出大聲氣，是提勁爭吵的形象語言。它生動地反映出：叛亂集團從一開始就有沖突，其發展為分裂，為自相殘殺，而終歸滅亡，是必然的。

詩中“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這一句，也是很值得嚴武深省的大問題。布衣一般指老百姓。這就是說，除徐知道這股亂軍，還有鋌而走險的老百姓。當然，無論從組織，還是從性質看，其鋌而走險的情況都極其復雜，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他們都是逼上梁山的。在當時，除了這條路，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嚴武這個人，《舊唐書》批評他，一則說：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則說： “性本狂蕩，視事多率胸臆。”三則說：“窮奢極靡，賞賜無度，蜀方間里，以征斂殆至匱竭。”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時也盡過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愛才心切，加以嚴武“驕倨”，多言未必見納，所以平常相處，表揚鼓勵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騷動，同嚴武上述缺點是有關系的。現在，再鎮成都，不知道會不會認真總結“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的血腥教訓，改弦更張，防患未然。杜甫從“遣騎問所須”這件小事上，深深意識到問題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再不提出，嚴武個人成敗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憤之馀，結撰至思，向嚴武表明了“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馀”的態度，同時，又通過初亂的回憶，提示了若干值得嚴武虛心思考的問題，目的都在促使嚴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長，把兩川的事情辦好。

《草堂》，杜甫“窮年憂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懷抱盡”的諫諍風范，都是令人仰之彌高，即之彌親的。

杜甫 : 杜甫（拼音：fǔ）（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圣”，其詩...[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