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哥帶你讀懂史記》

　　第三板塊、《史記》群星閃耀的華夏經典人格

　　第三十一講、社會治理的警戒線酷吏

　　上一講我講了循吏，其中司馬遷列舉了春秋時代五位官員的事跡，用來象征他心目中理想官員應該具備的品格。這一講我要講的是，與循吏密切相關的另一群人，酷吏。

　　“酷吏”也是司馬遷獨創的名詞。酷是嚴酷的酷，吏是官吏的吏。這里的嚴酷，主要是指通過嚴刑峻法的手段進行治理。在《酷吏列傳》的開頭，司馬遷就借用孔子和老子的話，寫了一大段議論，明白表達了他的價值判斷：社會治理的好壞，并不在于法令的嚴苛與否。

　　那么司馬遷寫這篇《酷吏列傳》，是不是就是要對這樣一群人進行批判呢?

　　在我看來，也不完全是這樣，至少并不是簡單的道德譴責。對于他著重寫到的那些酷吏，他甚至給出了這樣的評價，“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意思是他們的手段雖然殘酷，但也還是稱職的。

　　那么，在司馬遷筆下，酷吏究竟是怎樣一群人?他們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我們一起來看看《史記》的《酷吏列傳》。

　　武健嚴酷

　　上一講，我為你介紹過，司馬遷用“奉職循理”四個字形容循吏。在《酷吏列傳》中，司馬遷也用了四個字描述酷吏：武健嚴酷。

　　武健就是勇武剛健的意思。司馬遷筆下的酷吏，首先都是很強硬的人物，他們在乎的只是目標和結果，為此可以不擇手段，強力推進到底。表現在手段上，往往就很嚴酷。

　　儒家經典《尚書》里有一句話，“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意思就是，為了避免誤傷無辜，寧肯放棄對壞人的懲罰。而酷吏不一樣，酷吏無疑看重的是懲罰壞人，能判有罪就不判無罪，能判重罪就不判輕罪。

　　比如，酷吏義縱擔任太守時，一上任就宣布，把兩百多重罪犯人以及兩百多私自入獄探監的人，全部處決了。靠著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從此連刁滑之人都來輔佐官吏處理政事。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系二百余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余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史記·酷吏列傳》)

　　再比如一個叫王溫舒的酷吏，手段極為嚴酷，犯了小罪的處死，犯了大罪的就滅族，處決的犯人血流十里，以至盜賊都不敢來他的轄區，最后甚至做到了道不拾遺。

　　可是，如果為了道不拾遺，導致社會上人人自危，就代表治理效果好了嗎?道不拾遺，是儒家對上古美好時代的描述，常常是道德行為很高的體現。但諷刺的是，在現實中，卻是靠王溫舒的嚴刑峻法實現的。人們道不拾遺，不是因為道德高尚，而是因為恐懼。

　　這其實就涉及更本質的問題了，那就是究竟要如何評價酷吏這個群體的治理效果?

　　酷吏的治理效果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分成兩方面來看。

　　一方面，酷吏靠著嚴酷的手段，的確能處理許多難以處理或者急迫的問題，司馬遷也肯定他們的作用。這方面的典范是郅都，他也是《酷吏列傳》中著重記載的第一個酷吏。

　　郅都主要活動在漢景帝時期，這個人剛烈正直，無論皇親國戚，還是民間豪強，他一概不放在眼里，只要違法亂紀，一定打擊到底。郅都前后治理了很多難治理的地區，晚年還鎮守邊關，也治理得很好。

　　能做得好，關鍵在于郅都的道德操守很高。他不僅對人嚴苛，對自己也很嚴格，認為應該在職位上奉公盡職，為節操而死。而他最后也果然因為得罪竇太后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

　　司馬遷充分肯定郅都的價值，說他凡是與國家利益有關的重要原則都能據理力爭。

　　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史記·酷吏列傳》)

　　但是，現實中像郅都這樣的官員，數量極少，要學他的高風亮節很難;要學他的嚴刑峻法，卻很容易。而一旦酷吏不具備郅都這樣的高品格，就會帶來相應的副作用。這就是酷吏治理效果的另外一面。

　　拿前面說過的義縱和王溫舒來說。義縱的興趣都在老百姓的瑣事上，雖然取得了小的治理成果，結果大的奸邪之事反而越來越多。王溫舒呢，在他的治理下，雖然做到路不拾遺，但他的手下官員，大多以權謀私，導致他的治下貪腐滋生。

　　所以說，除非酷吏的品格都像郅都那樣，否則就容易滋生很多、很大的問題。

　　而事實是，整篇《酷吏列傳》一路讀下來，你會發現，酷吏的品格越來越糟。到了最后記載的酷吏杜周，一方面手段越來越嚴酷，一方面又順承上意，皇上想要排擠的人，他就趁機陷害;皇上想要釋放的人，他就暗中找機會幫這個人擺脫關系。完全不是像郅都那樣，專門針對特權分子。

　　而杜周本人當然也因此獲利。這里司馬遷給了一個對比：杜周剛剛擔任廷史時，只有一匹馬，并且配備不齊全;最后，他躋身于三公之列，子孫也都當了高官，家產豐厚，和郅都的清廉形成了鮮明對比。

　　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見其冤狀……杜周初征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史記·酷吏列傳》)

　　不過，就像我在一開始提到的，《酷吏列傳》寫這些品格不同的酷吏，并不是在對他們做簡單的道德上的判斷，而是向君主敲出一記警鐘，要謹慎使用酷吏。

　　仔細讀《酷吏列傳》你會發現，司馬遷在寫到這些酷吏時，不止一次提到“上以為能”，也就是皇帝覺得他行，于是重用他。在寫到酷吏張湯時，司馬遷更是特別刻畫了漢武帝和張湯的關系，張湯又是如何符合漢武帝的需要而得到了信任。

　　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于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于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史記·酷吏列傳》)

　　實際上，《酷吏列傳》記載的13位酷吏，全是漢代官員，其中有10位是司馬遷時代的官員。還記得《循吏列傳》嗎?恰恰相反，沒有一個是漢代的，記載的全是春秋時代的古人。與其說，這反應的是本朝只有酷吏沒有循吏，不如說這反應的是整個國家的系統性問題。

　　原因就在于，漢武帝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君主，但當這種作為變成過度作為的時候，就會引發民生危機。為了加強基層管理，不得不依賴酷吏，于是形成惡性循環，酷吏的數量越來越多，品行卻越來越差。

　　司馬遷的政治理念

　　到這里，從循吏到酷吏，《史記》中官吏這個群體就已經為你介紹完了。我們回過頭來再追溯一個問題，為什么司馬遷要把官吏劃分為循吏和酷吏呢?這種特殊的劃分方式，究竟彰顯了他什么樣的政治理念?

　　要理解這個問題，不妨先看看《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的排列位置。

　　后世的史書，如果既有《循吏傳》又有《酷吏傳》，絕大多數都是連在一起寫，比如《漢書》《后漢書》《魏書》《隋書》都是如此。但司馬遷卻沒有。

　　在《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之間，司馬遷插入了《汲鄭列傳》和《儒林列傳》。《汲鄭列傳》講的是漢武帝時期的兩個著名大臣，汲黯和鄭當時的事跡;《儒林列傳》則列舉了孔子死后，儒家學派的發展和相關的杰出人物。

　　為什么司馬遷沒有把循吏和酷吏放在一起寫呢?

　　在我看來，這里面隱藏著另外一層深意，司馬遷筆下的循吏和酷吏，并非兩個對立的分類，而是自有一套治理模式的分級體系，循吏和酷吏各對應其中一個層級。這套分級體系是什么呢?答案就隱藏在《貨殖列傳》中的五句話里。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史記·貨殖列傳》)

　　第一句是“善者因之”。上一講我已經介紹過了，這種治理方式對應的就是循吏，這是至高境界，是一種理想。

　　第二句是“其次利道之”。意思是，次一等的治理者，能抓住人性趨利避害的特點，引導個體從利己的角度，去做成對整個社會有益的事情。這種模式常常與道家文化結合。在漢朝，汲黯與鄭當時都信奉道家的清靜無為，強調不擾民，將活力留給社會，可以視為“利導之”的代表。所以，《循吏列傳》的后面就是《汲鄭列傳》。

　　第三句是“其次教誨之”。是說再次一等的治理者，通過道德教化來進行治理。而《儒林列傳》中的人物，正是典型的教誨式治理的代表。所以，《汲鄭列傳》之后就是《儒林列傳》。

　　第四句是“其次整齊之”。是說再次一等的治理者，是像筑堤壩堵水那樣來治理。也就是通過嚴刑峻法來治理。這就是酷吏了。所以《酷吏列傳》排在《儒林列傳》之后。

　　第五句是“最下者與之爭”。是說最糟糕的治理模式，那就是與民爭利。司馬遷不屑于給這些人立傳。

　　從這里來看，酷吏是一個信號燈，是一條警戒線。往上，就可能出現“教誨之”，甚至“利導之”的新時代。但如果不得當，就會從酷吏跌入最糟糕的局面。

　　總結

　　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里。

　　這一講，我分析了司馬遷筆下的酷吏群體。他們的特點是武健嚴酷，而且能夠通過殘酷的治理方式，快速解決急迫的爭議性疑難問題，但代價是副作用和后遺癥比較大。一旦酷吏被不當使用，就會造成社會治理的惡性循環。二十四史中，從《史記》開始，一共有十部史書中都寫了酷吏傳。這就說明，酷吏也已經成了中國官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后，再給你留一道思考題：在中國歷史上，你覺得還有哪些官吏算得上是“酷吏”?歡迎你跟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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